我的书房,严格地讲是不能叫做书房的。但它的确行使着书房的职能。
我在一所职业中专教语文,没成家,吃住均在学校里。这种境况决定了我置一个书房的想法只能是一个“跨世纪构想”,因为不足20平方米的寝室里住着四人,学校分配给我的空间是一张长1.9米,宽0.9米的铁床,这么大的地方只承载身量较小的我岂不有点浪费?于是在我的脚下,以墙壁为依托,吊起了一个木制小书架,长年不换的有《中国读书大辞典》、《新中国文学辞典》等工具书和几本杂文集。枕边,以另一面墙为依托,也撂置着近一尺高的书,多是些名人传记和《随笔》、《读书》之类的杂志,张中行的《流年碎影》和夏衍的《懒寻旧梦录》都读过不止一遍了,近日常翻的是周作人的《关于鲁迅》。在麻将、扑克、电视的重重围剿之下,这些书都曾将我带入那美好的世界,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与不幸,滋养着我的信念。半夜醒来书当枕,倘没有这些命根子一般的书,我真不知道这些年如何过得。这个开放型的书房的最大敌人是不以窃书为偷的同事。在去年大连图书博览会上,我从出版社的展台上买了一本张中行的《禅外说禅》,拿回来不几日,便被哪位高人借去,而且无影无踪,搞得我好几天情绪不佳,因为这种书大连书店难觅。幸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信誉好,款寄书来,尽管这本长销书才卖9.50元。
除了吃饭睡觉,刨去一周12个课时,我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教研室中度过的,所以那里是我的“主战场”。组里同仁爱幼,倒出多半个档案柜供我享用,我花血本购置的《鲁迅全集》和上海古籍版的12卷本的《二十五史》,都在那里给我壮声势,有了这两个大部头,我似乎底气十足。案头,还是沿墙边一字排开,立着些文学理论、文史、诸子之类的书,是供随时查阅的。在它们之上,横卧着的,是新买的书和订阅的杂志,这一部分更新换代最快。桌面上,自然难得清静,往往是搜集的报刊资料与教案、教科书、作文本杂陈。墨水瓶是一蓝一黑两个,还有一方砚台,花40元买的,作工虽粗,可据书画院的老板说还是徽石。如果没有居桌面一隅那一盆文竹,这张桌子可真够叫人心烦的了。这盆文竹在这里真是得其所哉,长势很猛,高者已沿着铁丝攀援至屋顶,目前正不知该往何处去,在那里徘徊数匝;低者在下方密密地挨着,大有些盆景的风致。一花一草中看世界,仰头,可见生命之顽强和拙壮,使人想到“义薄云天”;平视,又让人明白但讲气节不慕虚名的道理。
最珍惜的,要数对面墙上那一幅字了。去年冬天,满怀苦闷的我,斗胆给张中行老先生写了封信,是通过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先生转寄的。承蒙不弃,老先生居然给我回信了。还随信寄了一幅亲手写的字,中间是行书的“难得糊涂”,下款是“惜乎望道而未之见也”,还盖了一枚闲章“文字般若”。张老先生当时是针对我的思想状况写的,但我对这几个字的理解,与他的生命体验,又怎能同日而语呢?我怕是要用这一生去揣摩验证吧。字不算上品,但满纸的书卷气,我找人裱了,挂在墙上,顿觉蓬荜增辉。每当我读书倦了或写作思路不畅,便抬起头来,看看这幅字。睹物思人,真有如沐春风之感。
我的身后,是七位孜孜不倦的好同事。屋里经常谈笑风生,大家钻研业务也谈论家事国事,其乐融融。必要时,我也会加入进去,但更多的,是独自经营我的这个小空间。几年来,我在营造着这个物质空间的同时,也营造着自己的心灵空间,每每有稿子发表,都会给这个空间带来一丝安慰和滋润。